中国长城的金山岭段位于中国北部的河北省，是明代长城（距今约400年）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修建最复杂、最密集的长城之一部分。

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·约瑟夫·汤因比曾表示震惊，他看到，在人类近6年历史中出现的26种文明形式中，只有中国文化一直不间断地传承至今。

不仅是文明内部的发展动力，更是其对外的开放包容，造就了这种难得的延续性。

回顾历史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中华文明的鼎盛时期，既接受、包容外来文化，又尊重外来文化的特性。同时，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它从外部吸收和融合了一些异质文化的元素，丰富了自己的文化。

中华文明的这种开放包容，意味着它植根于“和而不同”、“天下万物和而生”、“万物相同，则世界不会进一步发展”等哲学和信仰。 ”。

这里所说的“同”，是指排除异质文化因素和文化因素的绝对同。而“和”，则是指不同文化元素和因素的和谐共存。所以“和”就是包容和开放。中国社会将文明视为一个包含多种因素的复杂系统，可以不断产生新的意义，创造新的价值。因此，他们避免对新因素表现出恐惧和敌意。正因如此，中华文明才能在极其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。

中国西北部城市西安在历史上被称为长安，曾经是唐朝的首都。图为西安市一条名为大唐不夜城的街道。这条街的建造灵感来自于唐代的建筑群。

唐朝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朝代之一，具有包容和开放的文化立场。清朝时期，多元文化在社会各个领域生动地显现出来。在艺术上，唐代民族音乐“十曲”既注重汉族乐舞，又注重西域少数民族乐舞，起源于来自印度和东南亚等地，也包括外国音乐和舞蹈。在宗教方面，2000多年前传入中国的佛教，在唐代就融入了文化和社会。

高僧玄奘出使印度取经后，应唐太宗之邀来到弘福寺。太宗请玄奘在寺内翻译梵文经文，并选派50多名博学僧人协助翻译工作。

唐朝时期，起源于欧洲和西亚的宗教信仰，如景教（Nestorianism）、祆教（Zoroastrianism）、摩尼教（Manichaiism）等也传入中国。

2021年，“泉州：宋元时期国际海上贸易中心”项目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顺利获批，使泉州成为第56个入选中国世界遗产名录的遗址。上图为拥有1.300多年历史的泉州开元寺及周边古城。

泉州是中国东南地区的重要通商口岸，也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杰出典范之一。

泉州，古名“载贡”（Zayton），唐代时被誉为中国四大对外贸易口岸之一，宋代鼎盛。这个繁荣的贸易港口城市具有多元文化的面貌。

当时在泉州的一位犹太商人说：“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聚居地、寺庙、街道、旅馆和仓库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。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信仰行事，因为人们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信仰中找到灵魂的救赎。”

这一时期，泉州除了犹太人外，还居住着大量来自阿拉伯国家和伊朗的穆斯林。此外，基督教和印度教是其他在这座城市留下印记的宗教信仰。

位于中国中部的江西省婺源县“石头城”被誉为“中国最美乡村”。

随着中国国力和国际地位的崛起，“中国威胁论”在世界部分地区兴起。这一理论与“文明冲突论”相结合，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，一个文明在其鼎盛时期将通过殖民、扩张和霸权输出自己的文化来取代其他文化。这种观念传遍了全世界，导致西方人对西方文明之外的文明产生了误解。

这种“中国威胁论”既有文化和意识形态分歧，也有现实因素。西方人把中国的转型发展列入西方所经过的一个“发展阶段”，以证明中国崛起后，中国将像西方国家一样进行殖民、扩张、建立霸权。这些国家认为，人类文明的发展道路只有一条，用一种“普世主义”的思维来理解一种“文明”。

但是，它不仅仅是人类文明的典范，也没有必要走单一的发展道路。盛唐盛世、泉州往事，折射出中华文明鼎盛时期的开放与包容。中华文明与其排斥和冲突外来文明，不如通过尊重外来文明内化。在保留差异的同时，求同存异，与不同文明和谐相处。这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世代相传的重要原因。